2019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明顯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確保減稅降費落實到位”，“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繼續深化近年來減稅降費的政策格局，力度之大、內容之豐富，讓整個市場十分振奮，必將有效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極大提振了市場對有效應對宏觀經濟形勢和中長期轉型發展的信心。從當前逆周期宏觀調控和中長期實現高質量發展、加快新動能培育來看，會有雙重效果。

　　一、減稅降費是應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必然選擇

　　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宏觀經濟形勢作了全面研判，指出“要看到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并提出“六穩”的理念方針。在當前宏觀經濟運行如此復雜的條件下，黨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將減稅降費作為逆周期調節的重要政策選擇，從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來看，具有內在邏輯性。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既可以選擇擴張財政支出的方式，又可將減稅降費作為手段，孰優孰劣，取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格局和特征，這一點可以利用以往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踐作為參照系。無論是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也好，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也好，我們無一例外地將擴張財政支出作為應對宏觀經濟下行的主要政策手段，特別是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幫助我國走出危機陰霾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而當前與那些年份相比，社會經濟發展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是兩者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如果將經濟體的轉型升級看作是“建房”，那么這個過程可分成“打地基”、“主體工程建設”和“建成后運營維護”三個階段。無論是上世紀末還是2008年，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仍然處于前兩個階段，整個經濟社會轉型對基礎設施的需求非常旺盛，基礎設施仍然總體處于短缺狀態，這種情況下擴大基礎設施的有效需求顯然能夠適應這種發展階段，政府實施以擴大投資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效果十分明顯，既能夠讓整個經濟擺脫危機影響，又能夠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率。對此，很多人認為，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中國取得如此之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成就，簡直就是世界奇跡！而基礎設施建設不是無止境的，隨著基礎設施存量不斷擺脫短缺狀態、趨于飽和，再一味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的方式拉動經濟增長，顯然邊際效應在不斷遞減，而且會造成局部基礎設施過剩，對中長期經濟發展是不利的。這種情況下，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增強創新驅動的動力，通過創新驅動來構建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成為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和關鍵，減稅降費便成為政策的必然選擇。

　　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更加成熟穩定的發展階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財政支出手段往往是政府主導的一種政策方式，支出的方向和力度取決于政府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整體把控，在上世紀末和2008年危機來臨時，黨中央和國務院果斷抉擇、精準施策，事實表明應對危機的政策總體是非常成功的。而到了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走向成熟穩定的階段，與擴大財政支出相比，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方面，減稅降費更能夠增強市場主體的發展能力，發揮其積極性、主動性，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走向不斷成熟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

　　三是減稅降費發揮了普惠性政策效果，極大提振市場主體的信心，有效改善市場預期。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大為不同的是，近期宏觀經濟形勢下的市場主體預期較為低迷，根源在于市場主體對短期應對宏觀經濟下行和中長期發展信心不足。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樣都需要逐步適應”，“保持定力，增強信心，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是我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關鍵”。與財政支出相比，減稅降費更加強調普惠性，更加強調為市場主體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更加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方面為市場競爭保駕護航，讓市場活力更加充分迸發，變壓力為動力，變遲疑為堅定。對于當前的宏觀經濟來說，市場主體的發展信心無比寶貴，減稅降費將極大增強市場主體的信心，改善預期，可謂是及時雨！

　　二、減稅降費著眼于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稅制體系，從根本上增強經濟轉型發展動力

　　從中長期經濟轉型發展來看，我們當前處于從中等收入階段向中高收入發展階段升級的關鍵節點，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成為中長期發展的重要任務和目標，減稅降費的總體安排要服務于經濟轉型升級的發展格局。

　　一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則。從中長期來看，如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深化社會分工、提升市場效率，始終是我們牢牢抓住的一個主線索。建立全國統一市場體系，讓生產要素活力徹底釋放，讓生產要素按照分工在全球和國內各個區域無障礙、低成本自由流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減稅降費要著眼于降低市場主體的全口徑交易成本，不僅要降低市場主體直接承擔的各類稅費，還要更加明晰政府和市場關系，降低政府過度干預帶來的市場主體負擔，在政府監管和政府職能優化方面做出一些嘗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是我們面臨著文明發展轉型的重大機遇和挑戰，傳統工業社會運行正在逐漸被知識信息經濟所迭代，減稅降費要順應文明發展格局的變化。當前，隨著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的發展，改變了社會經濟運行格局，顯著降低了供給和需求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讓資源配置更加精準、有效、低成本，圍繞新技術衍生出來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日新月異，分享經濟、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產業發展帶來了極化和擴散作用，一方面，它與傳統產業有機融合，讓傳統產業的運行效率更高、價值更明顯；另一方面，它衍生了一些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拓展了人類創造價值的新方式和新渠道。傳統工業社會以企業為主要配置主體的特征和趨勢慢慢改變，個人在市場交易中的功能和作用越來越大。這種情況下，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與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之間顯現了不適應之處，這就需要依賴于稅制結構的優化、調整。

　　三是經濟社會轉型升級和新動能的培育，需要激發思想和創意的力量，這與當前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之間存在不適應、不匹配之處，也需要我們通過減稅降費來統籌解決。這個問題與稅制結構也有著非常密切的相關關系，增值稅是對商品和生產要素流轉過程中課征的稅收，理想的增值稅制設計應充分發揮中性作用，盡可能減少對市場資源配置的扭曲作用，具備稅率檔次少（一到兩檔）、稅收優惠少、抵扣鏈條完整等特征。

　　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過去幾年間，財稅部門一直在推動增值稅改革，“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成為中國稅制歷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這項改革將全行業納入增值稅征稅范圍，讓營業稅成為歷史，全面打通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抵扣鏈條，發揮了巨大的減稅效果，推動社會分工效率提升，顯著增強了稅制中性，取得了非常明顯的積極效果。

　　雖說增值稅是價外稅，增值稅能夠隨著價值流轉環節轉嫁給消費者，但是轉嫁能力是不一而足的，比如有些市場主體本身處于的市場競爭較為激烈，只能被動接受價格，增值稅也不一定能夠全部讓消費者承擔。再者，一些企業本身處于初創期，銷售尚未進入成熟階段，往往進項稅額較多，導致進項稅額遠大于銷項稅額，差額形成了留抵稅款，也給企業不同程度上帶來了資金負擔。此外，由于增值稅自身的稅制要素設計，準予進入進項稅額抵扣的范圍僅限于有形物化投入，而人力資本成本是無法進入抵扣范圍的，這就意味著，一個產業越是具備人力資本密集特征，思想和創意成本越高，反而會影響進項稅額抵扣比重，不利于激發創新活力。這種情況下,降低增值稅比重能夠有效解決上述問題。

　　“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后，增值稅制仍存在稅率檔次多、進項稅款留抵等問題，有待于通過深化改革統籌解決。同時，還要著力轉變稅制結構，降低增值稅等間接稅比重，有效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本輪減稅降費精準施策，增值稅減稅成為政策手段的主要方面，特別是基本稅率下調3個百分點，輔之以降低社保繳費率等手段，凸現了黨中央和國務院深化改革的決心和意志，廣大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倍感振奮，本輪減稅降費改革將顯著降低增值稅等流轉稅在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推動稅制結構優化,為初步構建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稅制體系奠定了良好基礎。從世界主要成熟市場經濟體中，流轉稅比重大多數處于較低水平，同時直接稅比重較高，這里蘊含著內在必然規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內在要求降低增值稅等流轉稅比重。所以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走向成熟、穩定，降低增值稅等流轉稅比重，是順應文明轉型和社會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將從根本上增強經濟轉型發展動力和能力。

　　三、深化改革為不折不扣落實減稅降費創造良好環境

　　減稅降費是有效穩定宏觀經濟形勢和培育經濟轉型發展動力的重要手段，我們還需要通過各個方面的改革，來確保減稅降費不折不扣地落地，讓廣大人民群眾和市場主體的獲得感更加強烈。

　　一是減稅降費勢必會影響未來一段時期內的財政收入增長，在各級地方支出面臨支出剛性的時候，地方政府收支缺口加劇，這種情況下，也許會出現地方政府通過其他類型的渠道來緩解收支缺口帶來的壓力，也不排除有的會通過增加非稅收入的方式來實現，因此，對減稅降費的實施過程，黨中央和國務院要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督導和檢查，立行立改，確保改革扎實進行、不折不扣。從這個意義上，轉變地方政府的政績導向，方為治本之策，讓地方政府不再盲目關注稅收收入增長率，而是轉向更加關注區域發展環境的完善。

　　二是減稅降費也應該及時反映在減少稅務機關的稅收收入任務目標，稅務機關是具體執行減稅降費的部門，同步減少稅收收入任務目標，有助于激勵稅務機關更好地將減稅降費政策措施落實到位。

　　三是推動政府職能優化、明晰政府和市場關系仍然是減稅降費后各級政府需要面臨并著力解決的問題。減稅降費后收支壓力的出現和應對，需要政府更好地明晰政府和市場的功能與職能邊界，以減稅降費為契機，在推動政府職能優化方面再定位、再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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